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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中國政府開始收緊“洋垃圾”準入標準，一方面源于對環境問題的重視，而另一方面與經濟發展階段也密切相關。自2013年起，中國開始推行“綠籬”行動，對進口垃圾的品質進行嚴格管理，并以強硬姿態打擊非法走私垃圾進口；2017年3月，中國發起“國民利劍”行動，再次收緊對“洋垃圾”的督查。
改革開放四十年高速發展的中國制造業進入了產業結構升級階段，對固廢資源的需求放緩；另外環保意識增強與遏制污染的考量。隨著我們國家廢品產生量也越來越大，處理處置出現了很大問題，洋垃圾擠壓了國內廢物回收的動力和空間，帶來的二次污染隱患也越來越得到重視。”斬斷“洋垃圾”進口是必然趨勢。
包裝業遇“斷糧窘境”
華東、華南、華北等地區多家造紙廠陸續公布上漲價格，上調廢紙價格30-100元/噸。據央視財經報道，2018年上半年，成品紙市場迎來漲價潮，白板紙、瓦楞紙、箱板紙等紙種價格全面上調。
1月10日至12日，山鷹、理文及玖龍等全國59家紙廠上調廢紙價格最高200元/噸，此前1月4日-7日，玖龍等58家紙廠全線上調廢紙收購價格，漲幅在20-100元/噸。近期廢紙漲價，一方面受季節性因素影響，另一方面基于環保方面的考慮，進口廢紙審批額度有所收緊。
紙價變化的影響正一層層滲透至相關行業的各個脈絡中：出版社新書定價“不約而同”上漲，報社紛紛收到紙廠發來的漲價函，一些包裝企業面臨“斷糧窘境”。
2017、2018年電商平臺流量觸頂，網購的普及刺激了包裝行業的需求，幾乎每一個快遞包裹都預示著對包裝紙的需要。而在“洋垃圾”禁令之下，包裝行業上下游各種變量都面臨著復雜的情況。
造紙廠的毛利率主要由兩方面決定——紙品的出廠價與原材料的采購價格。“洋垃圾”禁令以來，進口廢紙受限，而由于國內回收體系尚不完善，國廢的供應量一時難以滿足廢紙需求，原材料價格上漲迅速，造紙廠利潤承壓。因而，盡管市場需求旺盛，包裝紙廠商的股價走勢卻都不好看。今年以來，行業巨頭理文造紙與玖龍紙業股價一度下跌。
上游紙廠原料價格上漲的壓力給整個產業鏈增添了諸多不確定性。處于產業鏈下游的包裝企業，一方面要面臨顧客對包裝設計日益挑剔的眼光，另一方面對包裝紙成本的增加望而卻步，可謂兩頭承壓。據中國紙業網2018年7月29日消息，東莞市紙制品制造行業協會會長林青透露：“就東莞一些企業來看，包裝廠的訂單下滑35%左右，有企業連白班都開不滿。”
漩渦中的再生塑料行業
不僅僅是紙業，此次禁令對廢塑料行業的影響是最大的，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次“徹底的洗牌”，部分企業如果沒有其他原料代替，就很有可能熬不下去。對于“洋垃圾”其他相關行業而言，整治力度的加碼正倒逼行業轉型。
一直以來，進口廢塑料受到再生資源行業廠家青睞。由于從國外進口廢塑料比進口塑料原料成本低，而且廢塑料在經過處理后仍能保持較好的加工性能，因而較多企業依賴進口廢塑料以降低成本。自2017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關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以來，廢塑料進口量近似“腰斬”。
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再生塑料行業中相當一部分企業屬于技術含量低、產業集聚度低、污染防治水平低的“小散亂”企業。這些企業易受波及，如今多數處于停產狀態。
在被稱為“江北塑料第一鎮”的山東省日照市莒縣劉官莊鎮，曾有多家“小作坊式”塑料加工廠，形成包括原料產銷、吹塑產品、塑料制品等一整條塑料產業鏈。鼎盛時期，劉官莊鎮從事塑料加工制造企業發展到500余家，塑料加工制造業戶2000余戶，“洋垃圾”是加工塑料顆粒的主要原料之一。近幾年來，在進口固廢禁令及環保部打擊進口廢物加工利用行業環境違法行為的雙重“重壓”下，劉官莊鎮大大小小數百家塑料生產企業已停產。
2017年7月，劉官莊鎮對全鎮393家涉塑個體工商戶和6家造粒公司的172個車間實施了關停、斷電處理。
在“江北塑料第一鎮”的諸多中小企業關停之后，“有些年輕人或者家里破產的去了東南亞，像老撾和越南。把同樣的模式移植過去，那邊人工成本更低，而且不限制，賺錢比在這邊多。”但在這些國家遭遇環境壓力之后，也開始收緊此類廢棄資源的進口，這些產業未來命運如何，很難樂觀預測。
清華大學環境固體廢物控制研究所教授蔣建國稱：“‘洋垃圾’禁令期間，相關企業可能都要面臨洗牌，產業結構升級優化，大的企業需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小散亂’的企業可能難以生存。”
不過，行業“危機”也常常是產業轉型的機遇。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在其評論文章中稱，洋垃圾進口禁止之后，將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相關企業的壓力，但長期來看價格上升之后，會有新的供給者立刻涌入，將短期壓力消化掉。
李志青同樣在其評論文章中表示：“‘洋垃圾’被禁止之后，再生行業的原材料供給缺口需要依靠國內“土垃圾”補足，就會倒逼國內的土垃圾做好后端處理，再進一步倒逼前端的居民社區垃圾分類做得更好。”
國際變局—“世界工廠”與“全球垃圾回收站”
中國的“洋垃圾”進口熱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當時，中國是“世界工廠”，包括制造業在內的諸多產業對原材料有著巨大的需求。滿載著“中國制造”的巨大集裝箱船離開中國港口，行駛至發達國家，返程時載回這些國家的回收物。之后，經過層層分揀加工，作為原材料的回收物進入各地工廠，被生產成新的貨物。
這條進口供應鏈之所以得以運轉，源于每個環節各自獲利。對發達國家而言，嚴格的環境標準與較高的勞動力成本意味著廢物處理費用高昂，出口至中國無疑是一種更為經濟的方式。《中外對話》研究院馮灝撰文分析：“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國內處理的費用大概在每噸400美元至1000美元。運到中國，即便加上運費，每噸的成本只有10美元至40美元。”
最對于中國而言，彼時享譽全球的制造業需要更多原材料。“中國收納的‘洋垃圾’主要是塑料、廢紙、金屬材料等，都是還有一定回收利用價值的原材料。”我國此前進口這些固體廢棄物，作為發展資源不足的補充。
另外，從廢塑料中回收原料的成本也要比從石油提取物中直接合成新塑料稍顯便宜。作為報價高、不挑剔的“最優買家”，中國的接收方通過多次挑揀分類，形成了一條條位于全球價值鏈底端、且自成體系的產業鏈條。
除卻原材料需求，“企業在這個過程中有利潤可圖，也是“洋垃圾”進口的驅動因素。
“電子垃圾拆解第一鎮”廣東貴嶼，拆解加工電子‘洋垃圾’不僅可以獲取大量銅、鋁、錫及貴金屬，還可以獲取大量可再使用的二手元器件，這些元器件重新流向市場，因質量上乘而廣受歡迎。 2010年，貴嶼廢舊電子電器、五金、塑料回收加工利用達220萬噸，產值高達50億元。“垃圾致富”并非傳說。
經濟與環境的雙重命題
在經濟全球化步伐加快、產業分工逐漸深化的今天，各國經濟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與規模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中。技術、資本、勞動力在全球范圍內流動，而作為一種“副產品”，環境問題也隨之在全球范圍內擴散。
依據“環境成本轉移說”，貿易的往來通常也隱含著環境成本的國際轉移。由于經濟實力與法律規定的差異，發達國家通過進口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密集型產品滿足本國消費，同時將污染物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再生資源回收行業所具有的勞動密集型特征，成為環境成本轉移的經濟驅動因素。
據此，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成為全球污染的“避難所”，“洋垃圾”的轉移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國際貿易來實現的。從1995年到2016年，中國的年垃圾進口量從450萬噸增長到4500萬噸，二十年間翻了十倍。據商業咨詢機構China Briefing的數據，2016年，美國廢紙出口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直接送到了中國。歐盟27國中，87%的再生塑料直接或間接運至中國。
盡管作為可回收固廢的“洋垃圾”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進口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原材料短缺，但毫無疑問，如果處置不當，大量固廢進口將使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承擔相應的環境污染成本。導演王久良2016年發布的紀錄片《塑料王國》描繪了這樣的場景：大量未經處理的塑料垃圾進入中國，散布在從北到南幾十個大小鄉鎮，最終在一個個小作坊里，由幾乎沒有任何防護的工人用手進行粗糙的分揀。
出于控制發達國家“污染轉移”、保護發展中國家環境的需要，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于1989年通過了《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的巴塞爾公約》，對各締約國進出口危險廢物的國際義務及其法律責任作了明確規定。中國于1990年3月22日在該公約上簽字，也是世界上最早加入的締約國之一。
不過，一個公約不可能避免所有的污染轉移，經濟與環境的雙重問題很難用環境約束來解決。由于環境處理的高成本以及輸出國嚴格的環境規制，《巴塞爾公約》生效之后，“洋垃圾”越境轉移依然存在。
中國的“洋垃圾”禁令對歐美國家的影響，也暴露了全球此前依賴單一進口商的脆弱性。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拒絕“洋垃圾”之后，其他勞動力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例如東南亞、中東、拉美各國，成為新的“垃圾場”。
這種選擇相較之前的污染轉移并無本質改變，，依舊建立在國家間經濟發展不平衡、落后國家對環境保護不夠重視的基礎上。《南方周末》曾報道，印尼塑料回收業協會會長克里斯托?哈利姆（Christine Halim）證實，越來越多的歐美固廢正被出口到印尼。同時也表示，“中國禁令將有助于倒逼印尼提升回收系統水平，但也不希望印尼淪為歐美新的垃圾場。”
“環境具有全球共同性，全球的環境保護是一體的，每一個國家都應該處理自己產生的廢物。”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和服務中心主任王燦發說，中國的新政策是一個風向標，這會倒逼垃圾出口國提升自身的垃圾處理能力，完善本國循環經濟體系。
減少依賴是趨勢
從國外采購原料需要面對的問題很多，企業可能面臨匯率損失、政策變化、原料穩定性等問題。正因如此，多數依賴進口的企業，都把原料采購列為第一大風險，許多企業也在逐步減少進口原料的使用。
祥云飛龍是目前新三板廢棄資源回收企業中規模較大的一家，位于云南大理，主要以二次物料為原料，生產鋅、精鉛、銦等金屬。近年來，祥云飛龍一直在降低進口原料的使用比例。
公司自2015年11月起便逐步減少進口原料采購，轉而使用國產原料，目前進口原料占公司原料的比例在10%以下，而且主要是前期未履行完的合同，未來將全部使用國產原料。
此前國內沒有成熟的回收渠道，國產原料難以滿足需要，而目前國內逐步形成了消費、淘汰、回收體系，因而轉用國產原料。
與祥云飛龍完全放棄進口原料不同，有企業采取的辦法是穩固國外進口渠道，同時拓展國內渠道，如萬興隆，該公司在主要從事固體金屬廢料分解、拆解及加工。
在公開轉讓說明書中，萬興隆表示，除了穩定和逐步擴大進口貨源外，還著手開拓國內廢舊金屬回收市場，減少對國外資源依賴。2016年，萬興隆原材料70%以上為進口，在該年度內，公司已經嘗試增加國內采購量，減少對外原料依賴。
此外，從事廢舊金屬、廢舊電器設備拆解深加工的巨東股份表示，公司正致力于開拓國內廢棄資源回收市場；從事鋁塑復合材料加工再利用的陸海環保表示，正在積極發展國內供應鏈系統的建設，與國內企業簽署長期戰略合作協議。
在上述企業中，就有多家企業在境外設有子公司。總體來看，拓寬原料來源渠道，降低進口原料依賴已成為多數企業的選擇。
機會大于挑戰
此次頒布的《關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除了提到“禁止洋垃圾入境”，也提到了要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多數從業者認為，長遠來看，這將有利于行業發展。
方案明確指出，要加快國內固體廢棄物回收利用體系建設，提高國內固體廢棄物回收利用率，到2020年，將國內固體廢棄物回收量由2015年的2.46億噸提高到3.5億噸。完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基礎設施，促進國內固體廢物加工利用園區化、規模化和清潔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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