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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按下醫廢處置“加速鍵”
醫廢與生活垃圾統籌建設或成發展趨勢
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讓中國乃至世界多地進入停擺狀態，隨之而來的是醫療廢物大幅度增長。病毒的高傳染性，也意味著醫療廢物處置和管理的難度和壓力進一步增加。醫療廢物處置是疫情防控中重要的一環,也是公共衛生安全的關鍵防線。
我國醫療廢物處置和管理能力如何?該怎樣推進醫廢垃圾處理，盡可能降低醫廢對環境的影響?近日，由深圳市零廢棄環保公益事業中心(無毒先鋒)主辦的醫療廢物焚燒處置管理機制研討會在北京舉辦，來自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等單位和機構的專家學者與業內人士就相關議題展開討論。
醫療廢物焚燒處理危害大
高溫焚燒、高溫蒸汽滅菌、化學消毒、微波消毒……這些都是醫療廢物的處置方式。在我國，焚燒是醫療廢物處置主要技術之一。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焚燒設施處置醫療廢物58.8萬噸，占處置總量的60%。
“盡管焚燒在我國適用范圍廣、技術已較為成熟，但在焚燒過程中會排放出有毒有害的二噁英等物質，對環境造成嚴重的二次污染。”深圳零廢棄高級項目主任張登高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國醫療廢物焚燒處置設施的環境現狀令人堪憂，“疫情期間，醫療廢物除送到各地區現有的醫療廢物焚燒爐外，也有被送往生活垃圾焚燒廠或水泥窯進行處理的，武漢等醫廢產量大的城市還會使用移動式醫療廢物焚燒爐對醫療廢物進行就地焚燒處理。”
急劇增加的醫廢處理量使得公共衛生和環境面臨巨大的挑戰，醫療廢物需要進一步科學規范處置與管理，同時，醫廢處置設施面臨新一輪升級改造。
記者梳理資料發現，國家發改委頒布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9年本)》中提到，不符合國家現行城市生活垃圾、醫療廢物和工業廢物焚燒相關污染控制標準、工程技術標準以及設備標準的小型焚燒爐被列入淘汰類。早在疫情前，我國就已經開始推進醫療廢物相關標準的制定修訂工作，并于去年11月出臺《醫療廢物處理處置污染控制標準》(征求意見稿)。疫情暴發后，該標準及相關技術文件的制定修訂工作得到加速推進。參與此標準編制的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高級工程師張箏介紹道，經過大量的調研和論證，征求意見稿將二噁英排放限值確定為0.5ng TEQ/Nm3。北京、上海和河北制定了更為嚴格的醫療廢物焚燒排放地方標準，二噁英排放限值執行0.1ng TEQ/Nm3。
張箏提出，目前醫廢專用焚燒設施多數規模較小且運行時間較長，有些已運行10年以上，焚燒設施運行工況整體穩定性較差。另外，一個地市往往只有一家醫廢處置企業，缺乏市場競爭，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醫廢處置企業提質升級的積極性。
“未來，大規模的焚燒處置應該使用更好的設備，精準控制工藝參數，確保后續污染排放達到較低水平，不能穩定達標排放的小型醫廢焚燒設施將被逐步淘汰。”張箏表示，醫廢處置設施與生活垃圾、危險廢物等處置設施統籌合并建設將是發展趨勢。
醫廢處置企業違規現象頻發
根據全國排污許可證管理信息平臺的公開信息，截至3月，我國共有482家醫廢處置企業。在這場讓人措手不及的戰“疫”中，短時間內急劇增加的醫廢處理量帶給環境巨大的壓力，也讓醫廢處置企業的合規運行面臨嚴峻考驗。
根據無毒先鋒對482家醫廢處置企業的環境監管情況數據顯示，醫廢處置企業違規現象頻發，主要集中于超標排污、廢氣排放、醫廢以及灰渣管理方面。2017-2019年，113家醫廢處置企業存在250條違規記錄，其中，醫廢焚燒處置企業違規情況尤為嚴重，平均違規次數在兩次以上，占總違規次數57.4%，被罰金額近80%。廣東、山東和浙江三省違規企業數量位于31個省市區前三名，分別為11家、9家、9家。
除此之外，企業自行監測公開度也較低。數據表明，482家醫療廢物處置企業中，僅有56家焚燒處置企業公開了監測數據，占披露企業總數的11.61%。截至今年3月，2019年共有24家醫療廢物處置企業公開了2018年企業自行監測年度報告，僅占4.98%。
“不可否認的是，自2013年以來，企業自行監測信息公開取得了一些進展，2萬多家重點排污單位安裝了自動監測設備并向社會實時公開監測數據，部分企業通過年報等形式向社會披露了污染物排放總量信息，但信息的質量、數據的完整程度等方面還有待提升，目前仍未充分發揮數據應用價值。”公眾環境研究中心技術總監阮清鴛說。
而對于特殊時期環境監管監測信息的公開，張登高建議，各省市區環保部門應積極轉發生態環境部或根據本地情況出臺相應指導文件，并對披露醫療廢物處置企業的違規記錄和整改信息提出要求或建議，對于醫廢焚燒企業的排放等重點監測結果應及時公開，加強對醫療廢物處置企業的建設和監管力度。醫療廢物處置行業應引入競爭機制，促進企業優化環境管理。
城市環境監管信息公開與公眾期待有差距
記者注意到，今年2月，國家衛生健康委、生態環境部等十部門印發的《醫療機構廢棄物綜合治理工作方案》中提出，要加強醫廢集中處置設施建設，2020年底前實現每個地級以上城市至少建成一個符合運行要求的醫療廢物集中處置設施;到2022年6月底前，實現每個縣(市)都建成醫療廢物收集轉運處置體系。
疫情發生以來，生態環境部十分重視醫療廢物的處置工作，先后印發四份相關文件，全力推進全國醫廢安全處置工作。然而，無毒先鋒針對疫情高峰期全國31個省市區環境監管信息的評估報告中顯示，僅湖北和四川兩省全部公開了環境應急管理指導信息，16個省市區部分公開，北京、上海、重慶在內的13個省市區未公開。可以看出，部分省級環境部門信息公開度與公眾的期待還存在一定差距。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醫廢收集處置設施的統籌規劃和建設走上“快車道”，目前各地級市基本已經建成醫廢處理設施，那么，縣級市是否有必要建立醫廢處理設施呢?
在張箏看來，建立縣級醫療廢物收集處置體系，不必強求每個縣都建立醫廢處置設施，可根據當地情況選擇適宜的處置方式。“中西部山區和偏遠地區的醫療廢物產生量小，交通相對不便，適合采取就地分散處置的方式;東部農村地區醫療廢物產生量大且距離集中處置設施較近，小型醫療機構的醫療廢物可通過‘小箱進大箱’逐級收集的方式，納入到醫療廢物集中處置體系中。”
張箏認為，未來，醫療廢物污染防治需要從源頭減量、過程控制、末端治理三方面開展。源頭減量即把未受病人血液、體液污染的廢物分開收集;過程控制即通過收集網絡的構建將醫療廢物納入監管范圍;末端治理即通過對現有設施提質改造，提升處置設施的規范化運營水平。此外，全過程的遠程監控、北斗衛星系統、在線監測等現代化手段也將有效防控醫療廢物收集處置過程中的環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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