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6日，聯合國工發組織生態工業園高級專家、香港城市大學博導施涵在出席“2019（首屆）石家莊藍天綠色發展論壇”時，介紹了我國大氣污染治理的現狀，并分享了關于如何實現國內產業綠色轉型的建議。目前生態文明建設已經進入國家發展的中心議程，環境保護上升到政治高度，環保督查趨嚴，產業淘汰加速，我國制造業面臨巨大壓力，紛紛探索綠色轉型的路徑與方法。2019年5月16日，聯合國工發組織生態工業園高級專家、香港城市大學博導施涵在出席“2019（首屆）石家莊藍天綠色發展論壇”時，介紹了我國大氣污染治理的現狀，并分享了關于如何實現國內產業綠色轉型的建議。

施涵

   環保政策發展趨勢
   近年來，我國大氣污染日益成為困擾環境與民生的突出問題，如何減少二氧化硫與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成為了解決大氣污染問題的核心。參考國際經驗，歐盟用了50年左右的時間來控制大氣污染，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顆粒物排放量分別由5千多萬噸、2千多萬噸、4千多萬噸，下降到目前的幾百萬噸水平；煤炭消費量由20多億噸下降到6億多噸；PM2.5濃度下降到20微克/立方米左右。美國也大致用了40多年時間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百萬噸級水平。
   比較來講，我國大氣污染治理攻堅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根據2017年的統計數據來看，二氧化硫經過控制已經下降至兩千萬噸以內。施涵表示，目前挑戰是控制數量巨大的煤炭消費量，我國在過去幾年下了很大功夫發展可再生能源和其他非化石能源，努力改變煤炭消耗快速增長的態勢，但我國近年來煤炭消費量水平基本保持在26億噸以上，占能源消費結構60%左右。這相當于歐盟在四五十年前開始能源轉型時的水平，現在歐盟煤炭年消費量已經降到6億噸左右。
   參照我國近十年來每5年規劃期削減8-10%的減排速度，要想達到歐盟與美國相當的排放水平，即實現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削減50%以上，大致還需要20年左右的時間。從國家整體角度而言，要想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量，小康社會所需的環境質量，還要有打持久戰的思想認識。
   施涵認為，我國環境保護政策未來發展趨勢，要求處在污染防治攻堅戰焦點的污染密集型企業認真思考和把握下列四點：
   1、環境標準趨嚴的發展勢頭在未來相當長時間里還會繼續，而且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深入還會推動行業最低能效和碳排放上限等新標準的出臺。
   2、隨著污染末端治理這類單純技術措施的實施，未來企業環境績效的改善將更多來自于生產過程的源頭預防和產品結構升級，以及通過企業兼并重組來改善產業結構。
   3、創建綠色標桿企業，爭取5年到10年后企業繼續生存和發展的“社會營業執照”。
   4、綠色標桿企業的建設一定要與企業智能制造轉型相結合，綠色標桿企業建設將是企業向綠色智能制造發展的初步階段，也是創建河北省企業綠色環保“領跑者”的準備階段。
   企業實施綠色轉型的關鍵步驟
   施涵認為企業綠色轉型升級是個層層遞進，逐步上升的過程。他將產業綠色轉型路徑劃分為五個關鍵步驟：
   第一步，污染末端治理與達標排放。當前，政府不斷加強對企業環境達標排放的監管，企業污染治理設施超標排放被發現的機率不斷升高。企業一旦被發現違規排放，政府的處罰力度不斷加大，由此造成的經濟和信譽損失不容小視。長期以來，企業環境違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的狀況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
   為了償還環境保護的歷史欠賬，近年來環保標準變化提升非常頻繁。許多企業面臨著一個巨大挑戰：因為政策標準的不確定性，企業環保設施的投資建設十分被動，難以適從。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應當跟著國家環保標準走還是選擇適當超前于國家標準的企業標準？“日本等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是國家制定普遍的最低環保標準，地方環境標準往往高于國家標準，而企業環境標準又高于地方標準。未來我國如何在國家、地方與企業之間建立起科學有效環境標準體系，還需要作符合自身國情的探索。”施涵談到。
   第二步，清潔生產與循環經濟。在這一階段需要在企業內部減少跑冒滴漏，節能降耗，開展廢物循環再利用，生產全過程控制環境因素，淘汰有毒有害材料。在企業之間開展產業共生，把一家企業的廢物轉化為另一家企業的原料，并在區域層面開展閑置資源的共享利用。
   第三步，環境/能源管理體系。我國不少企業開展了環境管理體系認證，但企業擁有一張管理體系證書與擁有運行有效的管理體系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我國制造型企業多數并沒有實行精益生產，也沒有建立基于計劃(Plan)—實施(Do)—檢查(Check)—行動(Action)的持續改進體系。運行一套有效的環境/能源管理體系可以幫助企業減少環境違規風險，降低運營成本，改善企業形象。
   第四步，綠色供應鏈管理。在企業上下游鏈條中，企業除了做好自身的污染防治，還應當利用采購影響力，向上游供應商提出環保要求，帶動上游供應商主動降低對環境的影響。綠色供應鏈可以降低環境健康安全風險，降低產品價值鏈碳排放與污染排放，從全產品生命周期來淘汰有毒有害材料，減少產品生態足跡。早在2005年開始，上海通用汽車、沃爾瑪等跨國企業陸續在中國開展綠色供應鏈管理；近年來，一些本土企業，比如海爾、美的也加入其中。
   第五步，產品生態設計。一個產品70%左右的環境影響是在其設計階段決定的。鑒于石家莊市的產業結構偏重，要解決工業污染問題，不能僅靠末端治理，還應在產品與工藝設計階段就踐行綠色概念，實行全生命周期污染防治，則事倍功半。
   區域產業綠色轉型路徑
   與企業綠色轉型有所不同的是，區域產業綠色轉型要歷經“污染末端治理——清潔生產——循環經濟與產業共生——原有行業兼并重組——新興綠色創新產業培育與發展”的過程，前四個階段主要針對的是存量產業的轉型，第五階段則是關注增量產業的升級。
   一般情況下，工業廢氣末端治理路徑是從有組織排放初步治理，到有組織排放深度治理/提標改造，到顆粒物無組織排放治理，再到VOCs排放治理等不斷深化階段。所以，后發地區存在著把后三個階段更好地從傳統的串行發展，向更加協同把后三個階段并行發展模式轉變。據施涵觀察，目前的末端治理實踐存在下列一些問題：
   1，不同行業、不同企業去除同一種污染物（例如顆粒物）的邊際削減成本相差很大——這意味著污染治理政策的經濟效率較低；
   2，對污染排放標準的提升改變過于頻繁，給企業造成了環保決策的高度不確定性，影響企業自身生產經營，也增加其供應鏈上下游風險；
   3，大規模污染治理設施投資，卻面臨過于緊張的設計與安裝時限，導致治污企業很難擁有充分時間開展技術選擇與招投標程序，過緊的施工周期也使環保技術供應商疲于應付；
   4，越來越多的企業在完成投資大、技術較先進的污染治理設施建設后，卻普遍存在內部環保技術力量薄弱，環保設施運行效果有待提高，運行成本亟待降低；
   5，一些生產規模小、主體工藝技術落后的企業被要求安裝末端治理設備后，卻無法繼續運營，導致社會資源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