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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完善制度保障構建良性互動的環境治理體系
   環境治理是由各種社會主體圍繞著環境保護目標在規則的規范之下的互動。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的目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并指出要以推進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建立健全領導責任體系、企業責任體系、全民行動體系等，落實各類主體責任，提高市場主體和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形成良性互動的環境治理體系。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離不開任何一方環境治理主體的作用和相互配合。構建良性互動的環境治理體系需要明確地方黨政、企業和第三方主體的角色定位，構建環境治理的規則體系，各方主體在環境治理規則的約束下相互配合、相互制約，共同發揮作用，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和秩序，為推動生態環境根本好轉、建設美麗中國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摘要：良性互動的環境治理體系需要企業的積極參與，在此體系中，企業不再是傳統的污染者、被管理對象，而是市場主體、治理主體，這是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企業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的主力軍，良性的政企互動促進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推進新時代環境法治社會建設。可以從市場、法治、產業生態化、海外投資、底線思維等方面入手，促進企業從管制型治理模式下的被動者變為互動型治理模式下的積極主動者，從而提高企業自覺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性。
   為貫徹落實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2019年11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要以推進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建立健全領導責任體系、企業責任體系、全民行動體系……落實各類主體責任，提高市場主體和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形成導向清晰、決策科學、執行有力、激勵有效、多元參與、良性互動的環境治理體系，為推動生態環境根本好轉、建設美麗中國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實現環境治理現代化的良性互動，有賴于市場主體和公眾參與積極性的提高。公眾參與的相關探討已經足夠多，關于企業的探討也有，但大多是將企業作為污染者、被管理對象來進行討論，而很少將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治理主體來研究，忽略了十九屆四中全會所提及的企業積極性。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時代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審視環境治理體系中的市場主體，進行環境治理理論溯源，認識作為治理主體的企業在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中的作用，并尋求提高企業自覺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積極性的有效路徑，使之從管制型治理模式下的被動者變為互動型治理模式下的積極主動者。
   環境治理的理論基礎
   在計劃經濟時代和市場經濟的初期，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帶有“管”的烙印。在不斷完善市場經濟、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進，政府和企業的關系不再是傳統的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而是共同成為治理主體，管理到治理的這一改變，體現了現代民主的要求。與管理不同的是，治理強調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公共事務，強調各方都是主體，從單一主體變為多方主體，治理體現多元，政府、企業、公民、社會組織等共同構成治理主體。
   在治理的基礎上，環境治理應運而生。環境治理指政府、企業、公民、社會組織等共同參與涉及環境公共利益的事務，將生態環境視為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公共產品，倡導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人類活動的首要考量。由此帶來了環境保護模式的創新即多中心的互動式治理模式，鼓勵各利益相關方的積極參與，打破傳統的單中心的政府管理模式。企業不再是傳統的被管理對象，而是被吸納進環境治理過程，成為治理主體和良性互動的環境治理體系中的一個能動主體。企業在環境治理過程中，可以參與設定治理目標，并采取相應的行動、合作模式、運行機制來實現目標，以確保環境問題得到妥善解決，實現環境利益共享和協調發展。從政治角度來看，環境治理意味著更加科學、民主；從法治角度來看，環境治理則意味著更加規范化、程序化、制度化。
   企業在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中的作用
   生態文明建設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之一，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企業由被管理對象變為治理主體，需要從治理主體的角度來認識企業在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
   企業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的主力軍
   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我國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這條道路的主力軍就是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具有創造力和發展活力，符合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財富的最主要提供者和經濟發展的最重要貢獻者，關系著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的發展道路。作為治理主體的企業，堅持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能將綠色循環低碳發展內化為自覺行動，是“生產過程控制”“末端治理”到“源頭防治”的最重要的執行者，可以實現更高質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關系著生態良好的發展道路。盡管企業會帶來環境風險，但我們需要轉換思維，不能預設立場把企業簡單地當作污染者、被管理對象，而應該把企業當作市場主體、治理主體，從過去對立緊張的關系轉變為統一協調的互動式治理，如此才能堅定地走好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三者共贏的文明發展道路。
   政企互動有助于促進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十九屆四中全會要求嚴明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嚴格落實企業主體責任。這突顯了企業在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中的主體意義。一方面，企業與政府的互動式治理，可以增強治理體系的開放性、包容性，從而促進政府環境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企業與政府的互動，有助于減少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隔閡，降低治理體系的封閉性，建立兩者之間的信任關系，形成企業和政府相互影響、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的良好制度架構。政府環境行政的公開化、法治化，使企業可以更多地了解、認可政府環境行政行為，接受政府環境決策的可能性將會顯著提高。另一方面，企業與政府的互動式治理，有助于提高政府環境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從而促進政府環境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政府和企業的互動將傳統的政府對社會的單向管理模式變為雙向共治模式。根據互動理論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效能，強化治理主體企業的責任，也可以反作用于政府，從而強化企業在環境治理中對政府的監督和制衡作用，促使政府積極履行環境職能、提高環境決策的質量，使政府在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發揮更為有效的作用。
   政企互動有助于推進新時代的環境法治社會建設
   新時代的環境民主社會需要企業主體責任和政府監管責任的落實。當前，因環境問題而引發的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矛盾、沖突頻繁出現，使政府不得不重視在環境決策、政策執行等階段的法治問題。這類問題主要有：是否將企業納入到決策程序？在處理環境問題時，是否將法律遺忘在角落？是否及時回應企業的法治框架下的訴求？是否公開透明，與企業互動過？在法治框架內的環境抗爭、環境沖突意味著企業在維護自身權益方面的行動自覺以及法治意識的增強。企業開始注意運用憲法和法律上的權利來表達訴求，推動政府與企業進行互動。很多環境抗爭、環境沖突的互動都處于現代民主和法治的范圍內。法治外的環境抗爭、環境沖突則是在法治內無法表達訴求或者沒有得到有效回應時，采取的對政府進行監督的非理性行為。政府在處理環境問題、應對企業訴求時，應與企業進行環境法治下的互動。如此，才能為政府的環境規制提供合法性的基礎。如果環境法治下的互動無法進行，那么政府的環境規制則將可能面臨喪失合法性的危機。故此，政府的環境規制應當注重法治，在與企業互動中建設新時代的環境法治社會。
   提高企業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性
   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到2035年時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生態文明建設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的先行領域、試驗領域，環境治理理當率先實現。在此進程中，需要采取相關措施來提高企業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性，將其從管制型下的被動者改變為互動型下的積極主動者。
   營造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
   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終究是要靠企業來實現。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的首要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國家和社會需要企業來提供就業機會、創造財富，這樣才可以促進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進而為生態良好提供科技、資金、設備等支持。那么，怎樣才能讓企業安心于生產經營，讓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看到希望，讓企業愿意積極主動地參與生態文明建設？這就需要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政策體系，營造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要使各種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享受融資政策，使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等之間實現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確保在市場經濟中受到同等對待，降低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生產經營成本。廢除對民營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為民營經濟發展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只有在這樣的市場條件下，各類企業才會自由平等競爭，才能完成企業的首要任務，才會愿意積極主動地參與環境治理。
   加強生態文明法治對企業的保障
   環境治理的各類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需要以生態文明法律制度為媒介和平臺。適宜的生態文明法律制度有助于這種互動關系向著良性循環的方向發展，反之則可能造成互動困難，甚至陷入惡性循環。在傳統法治觀念里，我們一直強調企業社會責任，這點毋庸置疑。但除此之外，我們也應當拓寬思路。一方面，企業的合法權利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生態文明法律應當體現權利本位、公平原則和程序正義，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給予企業權利以實體法和程序法的保障。各類企業的生產經營應當依法受到保護，不能被肆意、反復無常地打擾。企業有權拒絕任何組織和個人無法律依據的要求。只有企業的合法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才可能積極參與生態文明建設。另一方面，公權力主體應當公平、公正地執法，有義務對企業的權利予以保護和尊重，否則相關主體就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生態文明法治不僅要求公權力對企業實施合法的控制和干預，而且要求公權力本身和企業各自均受到法律的嚴格限制。也就是說，在有效地強化公權力權威、確保環境規制目的能夠實現的同時，也要嚴格地限定公權力。
   助推企業融入產業生態化
   在供給側改革和產業轉型升級的背景下，產業生態化已是貫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態文明理念的必然選擇。企業的生產和經營不應對生態環境竭澤而漁，而應兼顧經濟財富、生態財富、社會財富的創造，堅持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應當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多層次地提升產業生態化的基礎能力和水平。針對微觀層面上獨立的企業，需要積極推進清潔生產和產業轉型升級，幫助企業生產綠色化、低碳化，融入產業生態化。幫扶引進清潔生產的新企業，推動已有企業的清潔生產。要大力建設生態產業園區，培育壯大環保產業，加快已有園區的生態化改造，增強其生態涵養功能，嚴禁不符合生態要求的生產經營活動。當然，對于“散亂污”企業治理，無論關停取締、整改提升還是搬遷入園，都是依法推進。基于此，企業能夠在生產經營的首要任務和本職工作中成為生態環境的主動保護者、積極建設者、全面受益者。
   提供企業海外投資的環境風控服務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在海外的延伸，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建設、生產、運轉的項目越來越多，逐漸形成全面開放的新格局。但是，在海外投資的過程中，企業投資也可能帶來一定的環境風險，不管國企還是民企均面臨著給他國造成環境問題、誘發環境風險與投資風險的問題。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發起者和引領者，我國不僅有必要主動規制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環境行為、強化企業的海外社會責任，更有必要借助“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加強與沿線國家合作與交流，為外向型企業提供海外投資的環境風險控制的服務，比如與他國協商設定環境標準、“一帶一路”環境爭端解決機制等，幫助企業把環境風險降到最低，實現綠色“一帶一路”建設與發展，實現我國對共建清潔美麗世界的莊嚴承諾。通過一系列國際實踐證明，生態文明建設具有全球普惠性，企業在國內國外都是環境治理主體。對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予以幫助服務，不僅有助于企業提高在國外環境治理的積極性，而且將反哺企業，促進其提高在國內環境治理的積極性。
   堅持底線思維避免“破窗效應”
   企業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性提高后，將逐漸形成良性互動的環境治理體系，這一格局的后續維持同樣重要，需要強化和完善環境規制，避免形成生態環境領域的“破窗效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天性是追逐利潤、尋求利益最大化，這無可厚非，但是難免有企業不擇手段、鋌而走險，并對生態環境這一最普惠的公共產品產生負外部性影響。如果有一個企業的污染行為沒有得到及時處理，甚至通過規制俘獲來逃避義務責任，這種無視和縱容就會影響其他守法企業的積極性，從而導致更多企業從眾、仿效，甚至變本加厲。如此放任自流下去，終將“劣幣驅除良幣”，良性互動的環境治理體系將難以為繼，生態環境必將每況愈下。因此，在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持續好轉的態勢下，在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污染防治攻堅戰決不能有絲毫懈怠，而是要維持和鞏固生態文明建設成果。對于企業的生態環境違法行為，要及時執法、盡早糾正；對于權力尋租和規制俘獲的問題，通過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進行約談問責，嚴重違紀違法行為移交相關部門處理。如此，才能實現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江西代表團審議活動時嚴肅指出的“對于那些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絕不能手軟，不能搞下不為例，要防止形成破窗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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